【内容摘要】:作为亚洲少数的发达国家之一,新加坡是如何从独立时的百废待兴走到繁荣再到现在,是值得探索的问题。本文先对新加坡经济、政治的历史发展做简要概述,然后对其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与反思,并指出问题。最后对新加坡政治文化生态做出了分析与展望。
【关键字】:新加坡;全球化;外向型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
“亚洲四小龙”、“花园城市”、“国家资本主义”、“威权主义体制”,这些标签代表着许多人对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印象。1965年新加坡独立,当时的国情与现在是天壤之别。经历了百多年的战争与殖民统治,最后又由于种族问题被马来西亚联邦除名。刚刚成为主权国家的新加坡,被外媒称为“全球环境最差的贫民窟”。这里自然资源凋敝,唯一的资源就是五十万人民,“六十年代的新加坡是一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 320 美元的第三世界国家。当时新加坡的基础设施薄弱,资金缺乏,而且当时的经济以低端的商贸活动为主,仅有的少数工业生产也只足够供应国内消费,并鲜有、甚至完全没有外来的直接投资”[1]。国家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新加坡的工业化进程是改善国民经济的关键。一要在国内建立大工业区,如裕廊工业区,形成基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黄金发展时期,需求不断上升,并且对外进行产业转移。为了弥补资金的空缺与原料的紧张,考虑世界经济趋势,新加坡选择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国父”、首任总理李光耀决定在政治上用强硬的“威权主义”,在经济上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李光耀、吴庆瑞及荷兰经济学家阿尔伯特·魏森梅斯共同决定了国家主导经济政策的战略),来实现工业化发展。首先便建立了强大的统治政权,打压异党,来维护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基本安定,实现对小规模市场的扶持、规范与宏观调控。调动国民劳动积极性,发展“国宅计划”,国家为人民盖房,使人民有国家归属感,有国家发展与共的责任意识。实行彻底的反腐反贪污体制,建立清廉的行政体系,提高行政效率,并营造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吸引外来投资。1961年成立的EDB经济发展局代表着国家对经济的完全管控,1974年成立了国家控制的私人企业——淡马锡控股——几乎主宰着新加坡经济命脉,都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方向。
特别地,新加坡十分重视“国家形象”的树立。除了上述的高效而清廉透明的行政体系外,为了得到西方世界的文化情感认同,进一步促进西方向新加坡的投资,有着百多年的英国殖民历史的新加坡,决定将英语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并实行英式教育。总理李光耀本人就是受英式教育出身,崇尚精英主义。阿尔伯特·魏森梅斯就曾建议不要移除英国殖民时期政治家斯坦福·莱佛士的雕像,认为这是大众接受英国文物的象征。
到七十年代,新加坡工业得到了广泛发展。坐拥马六甲海峡南端出口的优势,在被英国殖民时期的新加坡,已被当作亚洲的重要的转口港、航运中心。新加坡在贸易进出口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上广泛的工厂建设、熟练的劳动队伍,EDB制定了新加坡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培训工业人力资本,成为一个可供国内外企业迅速建立业务的营商地点,成为全球“商业中心”。EDB在美国、欧洲、亚洲多地大量设立办事处,吸引企业投资。逐渐,新加坡引入了电子业、金融业、服务业等领域的产业,丰富了产业类型,提高了经济的稳定性。到九十年代,企业纷纷踏上高增值链,并加强了对科技的利用。如今新加坡已经成为亚洲四个发达国家之一,人类发展指数,人均GDP均名列世界榜首。
新加坡选择了外向驱动型经济的发展道路,把境外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高度依赖全球化与国际市场。在政府的引导下,实现彻底的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放宽外资投资环境、鼓励出口、利用比较优势。[2]2017年制造业总产321,078百万新元,外商高达8,519百万新元。2018年新加坡全球化指数—主要根据贸易的开放程度、资本流动性、文化融合程度、科技与意见交流程度以及劳动力的流动性等标准已经到达了全球第一[3]。
从一开始到现在,境外投资与跨国公司毫无疑问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来自世界的企业在新加坡扎根建设,如三菱重工(日)、IBM、联合利华(英)、劳斯莱斯(美)、中石化(中)等大型企业。[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市场自由化,资本机动化,强大的利润驱动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新加坡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跨国公司不仅给双方带来了收益,更给新加坡引入了资金、技术、知识与市场,长久地促进了新加坡的发展,当然这离不开政府精心准备的应对“只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的经济政策[5]。政府必须、也只能迎合跨国的发展诉求。“尽管我们缺乏国内市场和天然资源,但我们一定要提供条件让投资者能在新加坡正式营业,有利可图”。[6]根深蒂固的全球化战略与强大的政府威权保障了新加坡平稳发展,低通胀,优环境,社会、政治稳定,高受教育率使投资企业与人民都受益。
新加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度高于亚洲任何地区,这是其腾飞的“秘诀”,但也会给其带来困难。六十年代新加坡受益于欧洲、美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随东亚四小龙一同崛起。七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让进一步新加坡扩大了亚洲转口港的优势。但现在全球化出现“倒退”倾向,美国等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朗普废除国际贸易协定,TPP几乎崩溃,英国退欧金融市场动荡,中国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等,使外向型发展经济体受到打击。再加上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上海港的成熟,对新加坡的贸易地位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18年来失业率高于2.2%,与二季度持平,而总体就业人数在经历过去两个季度轻微增长后有所缩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出现负增长,甚至说可以出现断崖式下落[7]。
这样的脆弱性是必然的,全球经济的变动必然显著地影响新加坡经济情况,世界不能总保持着“全球化的黄金年代”。新加坡的政治精英们必须考虑分析考虑新形势下的经济问题,制定新的贸易政策与经济体制,如加强海外投资,进一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向中国的投资与相互合作等。
新加坡通过控制私人企业进行投资,主导以私营企业为主的资本市场,新加坡政府全资拥有的淡马锡控股公司、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掌握了几乎新加坡股市的半壁江山,为的就是实现完全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并不完全对立,任何资本主义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的把握与调控。国家资本主义直接面向的是社会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军事国防建设,面向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但也可以建立并发展一些新兴的、充满机遇与风险的产业,给私企树立信心,虽然这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8]
淡马锡的宗旨是“通过有效的监督和商业性战略投资培育世界级公司,从而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实现市场化的企业经营,就是国有企业的定位。[8]而国有企业如何能通过市场的途径来为更大更长远的国家战略服务,这不仅仅是新加坡面临的难题,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必须深思的问题。
国家资本主义最忌讳的便是变为“朋党资本主义”,国有财产被利益集团利用、占有,因此必须要建立良好的管理、人事与监督机制。健全的董事会制度, 分层递进的控制方式, 完善的人员选聘机制, 高超的国有资本发展战略,使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保持着良性的促进作用。[9]但在“后李光耀时代”,该模式也出现了问题。“GIC业绩在2015—2016财年出现了下滑,过去20年业绩收益率由4.9%跌至4%。淡马锡去年则出现了240亿新加坡元的巨额亏损,2016财年一年期股东回报率则为-9.02%,与成立以来15%的总回报率形成了鲜明对比。”[10]除了由市场因素导致的下滑外,体制自身的问题也逐渐暴露。李显龙为国家总理,而其夫人何晶担任淡马锡CEO;2006年由西瓦那控股事件导致的泰国民族注意反弹。该模式越来越受到家族管理与政商关系的制约。GIC模式也由于其透明度的严重缺乏、决策的民主程序和制衡机制的不足而日渐式微。国有企业在现在情况下是否还能起到良好的市场引领作用,是否应该逐渐退出为私人企业挪出更多的空间,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父”李光耀一手打造了“威权体制”、“铁腕政权”,使新加坡迈上了快速、优质发展的高速路。人民行动党通过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 ,严格掌控新闻媒体 ,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执政的基础和合法性根源,有效地加强和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党地位。[12]也正是因为其贯彻了为人民服务,反腐倡清的执政方针,使李光耀政府及其政策一直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到了李显龙总理时代,政府的威权与信用就逐渐不如从前。其弟妹曾在17年6月14日发布一份长达6页的联合声明,题为《李光耀的价值观哪去了》(What Has Happened to Lee Kuan Yew’s Values),指责李显龙滥用总理职权,何晶居高位干政,并称已经对无论是作为哥哥还是领导人的李显龙失去信心,对新加坡的未来感到担忧。当政权内部出现丑闻与分歧,当政府不再纯洁无暇,绝缘腐败,这个威权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就会受到人民的质疑。人们不会再愿意以被紧密管制的代价来换取可能并得不到的繁荣发展。
而且当新加坡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成员分层丰富化,大量满足了经济利益欲望的中产阶级,逐渐产生更多在公共领域与政治领域的呼声与需求,也就是说,政治参与感更强,政治民主化要求更多。[11]这时,政治体制与国情不能再相适应,社会就会出现波动。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多党制度、反精英主义、优生政策等等要求也会更多。虽然这些都是李光耀生前预料到但不想看到的。
李光耀一生贯彻的是实用主义,一切都为了最直接的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忧患意识、责任感与为国奉献的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但他的思想与构建不总跟得上新的时代。新加坡的文化为何,如何发展,这是李光耀时代以及之前百年战争,被殖民时代都未深入思考的问题。新加坡正不断引入境外人才。常住人口类型的多样,文化知识的多样,都给新加坡带来了经济活力。但若只有“经济利益”来将新加坡人紧紧攥在一起,当出现经济衰退甚至危机的时候,国家该何去何从。一个国家要期待长久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个强大而深刻的社会文化,拥有一批永远愿意为国家奉献的人,而不是只为利益奉献的人。
[参考文献]
[1]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官方网站
[2]香港与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3]2018安永全球化指数
[4]郭建军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1965~2010)
[5]《新加坡第一》 亚历克斯·朱熹
[6]《李光耀回忆录》
[7]CEIC香港环亚经济数据有限公司
[8]杨建伟 新加坡的国有资产管理与淡马锡的公司治理
[9]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的经验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启示
[10]撕裂的新加坡 《中国经济周刊》
[11]孙景峰 世界民主浪潮下的新加坡威权体制
[12]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及其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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